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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3时髦的姐弟恋183（第3页）

由于日元高涨，生活不能支持，他们回到杭州，寄居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。

被压迫的灵感，在这美丽的地方，似乎得到了解放。

那半年，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《象牙戒指》，这是一部充满哀感，为她的朋友石评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纪念。

这时期，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《玫瑰的刺》。

李唯建回忆说：

我于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，那时，我热烈地爱着拜伦、雪莱、济慈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，苦苦地探求着人生问题，并写信求教于泰戈尔，后他回信邀我赴印，行至上海，因故未能如愿。

1928年重返北平，继续在清华大学读书。

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经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绍，认识了女作家庐隐，相谈投契。

庐隐在城中教书，我住清华园。

结识庐隐后，庐隐考虑较多，她心潮澎湃，某夜寄我血书一封，表明内心。

经我多方劝慰，心绪渐宁，决心生死相从。

频繁的书信，久之成帙，初由天津《益世报》连载发表，庐隐自名“冷鸥”

，名我为“异云”

，于1929年由北平法文《政治周刊》译成法文，出版单行本。

再后取名《云鸥情书集》，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。

1930年与庐隐结为伉俪，游日本，住在东京郊区，怀一女，后取名“瀛仙”

（即恕先）。

不久回，卜居杭州西子湖畔……1933年夏天，夫妻二人有了一个小女孩名为李瀛仙，乳名“贝贝”

。

为了生活，二人离开杭州到上海，由刘大杰介绍，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，她一面教书，一面写文章，她自己说，写文章“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，但为钱的时候，也不能说没有，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，有点可怜，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。”

她还说：“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，所以在百忙中，我是一有工夫就写……”

她不停地创作，在《申江日报·海潮》、《女声》、《时代画报》、《前途杂志》和《现代杂志》上，都有她的作品发表。

《时事新报·青光》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《女人的心》及短篇小说《情妇日记》。

其实庐隐拼命写作也是为了养家，“小爱人”

李唯建一脑袋浪漫主义思想，有了女儿后就在家带孩子。

庐隐劝他努力上进，他权当耳边风。

这哥们儿也真是人才，在庐隐的散文《玫瑰的刺》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家庭小事：一天夜里，租住屋里出现盗贼的动静，庐隐建议李唯建去找同住的朋友帮忙，李在慌乱之中竟然打不开门“……为了建的缘故，我只得大着胆子走向门边帮他开门；其实那门很容易开，我微微用力一拧，便行了，不知建为什么总打不开。”

现在很多人都把庐隐与李唯建共处的四年奉为其最幸福的时光，而据张昌华先生考证“他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，又做贤妻良母；特别是对待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偏向。

这令庐隐十分伤心：喝酒浇愁，打麻雀消愁”

。

李唯建却趁庐隐外出打麻将消遣的当儿，不时溜出家门，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“疑心他在逛什么，哀叹‘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’”

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