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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 西南（第2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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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一种地理、社会、政治结构，使得在前近代时期，任何基于官僚和税收的统治都无法成为可能，无论这种统治是来自外部，还是内生。

相应地，外部世界中渴望逃避帝国统治的人，也会进入大山，与当地人共同生活，并逐渐同化。

在斯科特看来，赞米亚地区的山地社会，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的家族世系的实践、家族谱系的推算、地方领导模式、家庭结构等等，甚至包括识字的程度，这些都不是先天的特征，而是经过有意的调整，以便能够成功地躲避国家统治的整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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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美］詹姆士·斯科特：《逃避统治的艺术：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》，第39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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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山地社会有了可以不断变化流动的认同方式，并形成相匹配的权利组合，为了躲避官僚系统的统治，可以迅速地调整自己的生存样态，改换居住区位，社会结构分散而又自主，却仍然能够保持自有的生存策略与社会合作机制。

如此一来，当地便形成了极大的文化多样性与族群多样性。

这种多样性带来了很有趣的结果，就是隔着一座大山，即便仅有几十公里，可能彼此之间完全不认同，但是沿着特定的山川峡谷顺流而下几百公里，仍然可能有认同关系存在，这也带来了独特的文化传播路径。

赞米亚地区的高山大川形成了极大的生态差异性，外部世界难以进去垦殖乃至改变当地生态，由此这一地区便成为人类极为珍贵的文化与生态多样性的宝库。

在如此高度破碎且又极具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当中，理性主义的信仰结构无法存在，因为它需要有比较稳定而又有组织性的教会结构存在，才能不断地自我再生产。

赞米亚地区最流行的信仰结构便是万物有灵式的萨满教。

极大的生态多样性，使得这种萨满教可以有着丰富的内容，并形成一系列独特的禁忌，以维系当地脆弱的生态平衡。

对于萨满教的信仰，也使得具有独特个人魅力的卡里斯玛型人物，易于成为当地的领袖。

西南地区大山林立，其地质运动过程当中形成了丰富的矿藏。

对于帝国政府来说，尤其有兴趣的是当地蕴藏的可用于铸币的各种金属。

从元代中期开始，云南的银产量便冠于全国，直到清后期；明代，云南的铜矿又发展起来；清代，云南铜矿和贵州铅矿形成大规模开发，向内地大规模运输。

由此，帝国政府便有了对西南地区进行直接统治的需求，在雍正朝开始了大规模的“改土归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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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量汉人为了开矿而向滇、黔地区移民，为帝国在当地设置流官时所需的税收财政奠定了初步基础。

但是，帝国政府的政策改革无法取消地理约束所带来的政治效应。

西南的总体经济机会有限，所以汉人向西南移民的总数也是很有限的。

流官由移民身上所获得的财政规模始终不大，从土著身上能够收到的税赋则成本高昂，甚至向其收税经常会充满危险，因此流官无法拥有向下贯彻其统治意图的基层官员。

以黔西北的彝族地区为例，社会基层的原住民仍然认为地方的土著首领才是自己的统治者，帝国的流官反而缺乏权威，各种征徭与命盗案件，只有委托土目，才能顺利处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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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春来：《从“异域”

到“旧疆”

：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、开发与认同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8年，第188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