兵运工作。先后担任连长、营长和师参谋长,1941年,在夷陵战役中牺牲。1981年,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王中柱(1914-1941),男,中共党员。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受党组织委派,加入国民革命军预四师,从事秘密兵运工作。抗战期间,参加过淞沪会战,武汉会战等著名战役,先后担任连长、营长、团长和国民革命军预四师副师长,1941年,在夷陵战役中牺牲。1981年,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……
最让我吃惊的,烈士名单里,我竟然看到了高志扬!
照片上的这个男人,身穿航空连体服,嘴角带着一丝憨厚和微笑,但眉宇间,依然有种东北汉子的刚毅和血性,但如兄如父,他和他们,用自己的血肉之躯,开创了中国空军的历史,守住了中华民族不屈的天空。
高志扬(1911-1941),奉天人,1911年10月9日出生。1930年,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年,转入入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3期学习,因成绩优异,留下作为教官。在校期间,受到地下党的影响,思想上追求进步。经党组织严格考察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直接受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领导。
淞沪会战爆发后,高志扬调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参加抗日战争,先后击落击伤多架日机,并击毙日本海军航空兵“爆击天王”,获得国民政府通令嘉奖。1941年,在迎战日机战斗中英勇牺牲。1981年,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“如果高志扬烈士能活到解放后,他很可能是我人民空军第一任空军司令。”李局长语气中充满惋惜,“一场抗日战争,我们牺牲了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!”
我仔细瞻仰着烈士的遗像,他们都那么年轻,有的俊朗,有的稳重,有的端庄,他们的生辰各不相同,但他们的生命,却都在1941年4月前后,戛然而止。可以肯定的是,他们都是为了一场残酷的战斗,而英勇献身,而这场战斗,应该就是那个神秘的“死士行动”!
面对这些烈士的遗像,我暗暗下定决心:一定要讲这些烈士们的事迹写出来,让他们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作者面前。
烈士纪念堂内部还有一扇木门,被一把铜锁紧紧锁着。
我感觉到,木门后面,应该有更隐秘的秘密。
李局长看出了我的疑惑:“于新同志,门后就是‘死士行动’的核心人员灵堂。这么多年,他们不知道埋骨何处,只留下一个个名字。而且,直到现在,连个烈士的名分都没有。”
李局长语调中充满惆怅。
“那,为什么?”我指着那些背景墙上照片说道,“这些烈士,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,不还是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了吗?”
“但他们不同,”李局长看着那个冰冷的门锁,低沉地说道,“他们曾经是新四军战俘,也留下过自首书……而且,‘死士行动’是在军统的直接指挥下,尽管他们牺牲在抗日战场上,尽管林老坚持认为,他们是受我党秘密指令参加了行动,但相关当事人全部牺牲,甚至就牺牲在小分队枪下……所以,对他们的身份论定,一直争议不断。为他们恢复名誉,林老为此付出了毕生心血,但依然缺乏一个好的契机。近些年,随着世界上关于二战资料陆续解密,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,有关共产国际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献重见天日,让我们有了充足的资料,从更广阔的视野,审视这个‘死士行动’。可惜的是,林老年纪太大,大脑又受了损伤,挖掘整理这些资料的重任,就落在你肩头了。于新同志,你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!”
李局长的眼中,闪动着热切的光芒。
我心中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!“李局长,我不会辜负您和林老的期望,我一定会让那段真实的历史,重现天日。”
“很好!”李局长满意地点点头,“对‘死士行动’的背景,你已经了解了很多。待会,王科长会再送给你一箱资料,看了这些资料,你就会明白《国歌》中那句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’的确切含义!”
我回到我原先的宿舍,一个藤条箱已经放在我书桌边。
我打开箱子,里面的材料已经分门别类,整理得整整齐齐。我拿出来放在书桌上,沉下心来,一一翻阅。
如果说以前看这些内部资料,我心情是激动和感动,那么,当我翻看这批资料时,我的心情始终被悲愤和屈辱笼罩着。我能做的,就是用手中的笔,向读者还原那段悲壮、悲怆甚至悲惨的历史!